郎绍君生于1939年12月，河北省定州人，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，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，并留院作研究工作，曾任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。现为研究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。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及理论，兼作美术评论，近现代书画鉴定。

　　著有《论现代中国美术》《重建中国精英艺术》《现代中国画论集》《《守护与拓进》《齐白石研究》《齐白石的世界》《林风眠》《陶冷月》《城市梦魇》《郎绍君美术时评》《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文丛·郎绍君卷》等，美术评论文字百十篇。合著有《中国绘画三千年》《方人定》。主编有《齐白石全集》《陆俨少全集》《唐云全集》《中国名画家全集·近现代部分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·近现代分支》等。出版有小型书画集二册。

　　与郎先生对坐而语，他专注的神情、亲切的言谈与时而流露的幽默，并不像听一位资深学者的授课，更像是与一位蔼然长者自在闲谈，他在从容、平淡的谈论中流露出一份对学术的虔敬和对艺术的真诚。再过几天就是郎绍君的75岁生日了，岁月无声如这冬日午后的暖阳，他的生命感怀与学术信仰沉淀着宁和又热烈的华彩。

　　负笈津门，与美术结缘

　　1939年，郎绍君出生于河北定州的一个农家，幼时随母亲来到北京，就读于宣武门小学。后因母亲返乡照顾年迈的祖母，留下他一个人读完五、六年级。1953年，考入能住校的潞河中学，继而考入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，踏入美术这片天地。

　　五年的美术系学习，先修绘画，后修美术史论，毕业后留校任史论教员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学校几经调整，先后更名为“河北艺术师范学院”“河北美术学院”“天津艺术学院”“天津美术学院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学院一度被取消，校址改为电子管厂，郎绍君先被下放干校劳动，后被分派到中学教书。1973年，天津美院“复校”，他又调回学院任史论教员。

　　从1961年始，他陆续在《天津日报》、《新晚报》、《河北美术》、《河北日报》发表美术评论文章。谈及这段往事，他十分感谢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提携和培养，他在中学时代的学长、小说家刘绍棠最初也曾得到这个副刊的培养。1976年，在阎丽川教授的支持下，郎绍君到北京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了《中国古代绘画百图》。他回顾说：“人美社的王靖宪先生和沈鹏先生，对我多有指点和鼓励。这本署名《天津美院理论教研室》的通俗读物，虽然很幼稚，但作为人美社‘文革’后出版的第一本关于美术史的书，有点纪念意义。”

　　难忘的恭王府岁月

　　1978年秋，郎绍君考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，成为“文革”后的第一届研究生。“年近四十读研，又兴奋又惭愧。兴奋的是遇到改革开放，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能获得机会再学习，惭愧已经是个老学生。”艺研院在恭王府，不同艺术专业的几十个老学生聚在一起，刻苦攻读、终日讨论的氛围，让他回味无穷：“我们这帮同学，学音乐、美术、电影、戏曲、舞蹈的都有，听专家讲座，寻找新书，看内部片，自由讨论，大家经常处在一种激情的状态。”“来讲课的,如张庚先生、王朝闻先生、廖辅舒先生、启功先生、李泽厚先生、郑杭生先生、裘锡圭先生，刘纲纪先生等等，都有自己的真知卓见，都真率有趣，没有架子，还欢迎我们找他请教。”“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面临着知识结构的更新，否则就跟不上时代。读研这三年，真是终生难忘。”

　　毕业后的郎绍君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的研究范畴兼及古代与近现代;80年代中期，研究视角集中到近百年中国美术，先后担任了《美术史论》编辑部主任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近现代分支》的副主编，美研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。到90年代，20年中，撰写了《论中国现代美术》、《齐白石研究》、《重建中国精英艺术》、《林风眠》及多部以中国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文集。主编了《齐白石全集》。其中《齐白石研究》一书获得了首届文化部优秀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，《齐白石全集》获得了中国图书奖。

　　参与“笔墨论”讨论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笔墨问题的大讨论，从而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画传统的理解与重视，郎绍君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笔墨问题。大讨论期间，他先后撰写了《笔墨论稿》、《笔墨问题答客问——兼评“笔墨等于零”》、《黄宾虹与笔墨问题》等有影响的文章，是对笔墨讨论中最有学术力度的文献之一。在《笔墨问题答客问——兼评“笔墨等于零”》一文的结尾，郎绍君写道：“近百年艺术史证明，轻视或抛弃笔墨的基本部分就会失去笔墨，因而也会失去传统绘画的基本特征;而把某种笔墨风格与具体画法视为神圣，固化、僵化，就会使传统绘画失去活力。我们须防止这两种倾向与局面的发生。”这段小结提出“防止两种倾向”的观点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。

　　由于郎绍君对笔墨的强调和重视，在争论的几方中，有评论将他称之为传统派，“笔墨中心论”的代表。对此，郎绍君笑着说：“我确实强调中国画传统的价值，但我并不轻视对西方艺术的借鉴，比如，我写过《林风眠》、《方人定》、《李可染》的专著，对他们借鉴外来美术的努力与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。当然，肯定不是没有批判性，否定也不是没有肯定者。总之都要讲道理，这是比较难的。”

　　如今回顾这场论争，郎绍君欣慰地说：“关于笔墨问题的这场争论，谁对谁错并不很重要，重要的是那场争论，加深了人们对传统相对深入的认知，奠定了中国画在教育和创作上回归传统的思想基础。即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画的发展，包括学校的教育都更加重视对传统的学习，也更加重视对中国画历史的研究。这才是重要的。”